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三、涉及垫资施工的合同的效力1、以往涉及施工单位垫资合同的效力认定禁止政府投资项目由施工单位垫资施工主要依据是2006年1月4日原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布的《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但是该《通知》在法律效力层面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该《解释》的规定认可了垫资施工的行为，认为政府投资建设单位垫资施工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并且也明确约定对于垫资利益在法定标准之内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垫资施工合同大多是按照有效合同进行处理的。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2、《政府投资条例》实施对于施工合同效力的影响谈论合同效力的问题，则必然会涉及对强制性规范的理解，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国家公权力必须执行的、不能依当事人意思自治排除或改变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强制性规范分为两类，一类为管理性强制规范；一类为效力性强制规范。违反管理性规范，仅产生公法上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并不当然的受影响，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才会导致合同无效。《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隐含着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减少政府因大量举债可能会造成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质量的降低，则《条例》可以作为合同无效的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政府及协会法律顾问总之，自《条例》正式实施之后，施工单位在承包项目时，对于垫资条款或变相的垫资条款应审慎对待，避免因垫资约定无效损害自己的权益，同时政府相关部门更应该合法合规对项目工程投资建设。
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的相对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该规定仅列明了转包、违法分包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并未列明借用资质（挂靠）的情形是否可以适用该规定。那么借用资质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能否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欠付工程款呢？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例如：1、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613”案例中明确认定：“建邦地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中冶集团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即便认定建邦地基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亦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非合同相对方中冶集团公司主张建设工程合同权利。政府及协会法律顾问至于建邦地基公司与博川岩土公司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双方仍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适用于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况，不适用于挂靠情形，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该解释第二条赋予主张工程款的权利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实际施工人，建邦地基公司主张挂靠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越过被挂靠单位直接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工程款，依据不足”。2、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28号”案例中明确认定：“匠铸公司与陈春菊签订《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挂靠匠铸公司，以匠铸公司名义承接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小寨安置小区Ⅲ标段工程项目，陈春菊负责具体施工，匠铸公司按工程总造价0.5%收取管理费。随后，匠铸公司中标该工程，陈春菊组织人员具体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另外，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陈春菊与匠铸公司设立共管账户，城投公司将相关工程款项打入该账户，匠铸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后将剩余款项转入陈春菊另外指定的账户。对此，匠铸公司并无异议，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陈春菊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充足，并无不妥。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城投公司应在其欠付工程款45136714.26元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陈春菊支付款项。”3、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终353号”案例中明确认定：“郑国平与中勤青海分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明确约定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承包施工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债务纠纷由郑国平承担，与中勤青海分公司无关，郑国平向中勤青海分公司交纳1%资质挂靠费。云天公司虽不认可该协议，但中勤公司及中勤青海分公司一审庭前质证时亦认可工程由郑国平承包，人工材料费由郑国平支付，云天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均转交郑国平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中勤青海分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云天公司明知郑国平挂靠中勤青海分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云天公司与郑国平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郑国平借用中勤青海分公司名义签订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郑国平作为垫资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云天公司应以向郑国平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郑国平对云天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直接请求云天公司支付工程款。”通过上述案例，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适用尺度及标准。
政府工程项目的管理单位在《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实施后应注意的几点问题：二、招标文件如何写？《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文件”，并列出七项内容，即（一）投标人须知；（二）评标办法和标准；（三）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四）发包人要求；（五）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和条件；（六）投标文件格式；（七）要求投标人提交的其他材料。上述七项内容中，第（四）项发包人要求，作为招标文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注意。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发包人要求是承包人投标的基本依据，但以前并未有规范性文件就这部分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或发包人要求不明，或过于具体而有遗漏，或过于概括而难以报价，因此而产生一系列纠纷。本办法第九条第（四）款，结合实践经验，规定了发包人要求应“列明项目的目标、范围、设计和其他技术标准，包括对项目的内容、范围、规模、标准、功能、质量、安全、节约能源、生态环境保护、工期、验收等明确要求”，对建设单位编制发包人要求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政府及协会法律顾问因此，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中的发包人要求应按照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明确相应的要求，以减少或避免以往实践中存在的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浅议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或撤销的,在相对人无过错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必须合理地补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步伐的加快，学界对这一原则的研究也日益重视。本文仅就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适用做一粗浅探究。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一、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一）行政主体应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做出行政行为,这是现代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的首要要求,也是信赖保护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行为在公民之中的公信力,也才能使公民在心中产生行政行为是可信赖的意识。（二）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赖，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信赖.信赖保护是保护在信赖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的设定、变更和废除。政府及协会法律顾问这种实施在实际中不仅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实施,也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实施,这是法治国家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三）行政相对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的产生。信赖保护是为了法的安定性和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因此,行政相对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是信赖保护的实质性内容,也是信赖保护的基础。在信赖保护的内容中占据重要位置,起着核心作用。（四）要有适当的方式对行政相对人正当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的利益予以适当方式的保护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最终实现,也是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能得以体现的重要环节，信赖保护若缺少这一环节将变得苍白无力,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实际意义。二、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由于行政行为的多样性，使得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必然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一）行政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忠诚，同时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是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的要求，也是树立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信任，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合法信赖的前提和基础。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明确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树立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行为的真诚信赖，行政主体必须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作出行政行为。例如，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得进行欺诈、威胁、逼迫，不得以虚假的表示误导相对人。如果不是可归责于相对人明知或应知的情形，行政主体在作出上述行为后，造成相对人损害的，相对人就可以信赖保护原则而要求行政主体给以利益保护（二）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制定对相对人具有溯及力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其效力不得适用于施行前已经终结的事实，即使作出具有“假溯及力”的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这是法治国家中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规范的尊严，维护国家的公信力，从而也才能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安全。虽然在法治国家法律规范也必然要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而不断调整，但作为公民行为准则的法律规范，公民必然对之产生信赖，如果朝令夕改，法律规范没有连续性，则社会生活必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就谈不上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尤其是在制定对公民具有侵犯性、负担性规则时，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该规则不得溯及既往。（三）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必须受到限制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讲，行政机关如果作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应当依其职权并经正当程序予以撤销。具体地说，在一般情况下，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负担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可随时依法撤销。 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也会发生其独特的作用。例如，当行政机关撤销一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而代之以另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更为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以，更准确地说，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撤销是原则，不撤销是例外。这里的例外情形主要是不撤销该行为的私人信赖利益明显大于公共利益。对违法的有利具体行政行为（或称授益行政行为），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违法的授益具体行政行为不得一概撤销。而应遵守不撤销是原则，撤销是例外之规则。这里的例外情形主要是撤销该行为的公共利益明显大于私人的信赖利益。(四）具体行政行为的废止应受到限制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是针对违法行政行为而言的。而行政行为的废止则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原行政行为不再适应新的情况，有权机关决定终止该行为往后的效力。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行为的废止也应受到限制。一般情况下，对合法的不利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废止。对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除非法律上有特别规定，原则上不得废止。
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关于拆迁的几点思考——兼评某开发商诉某公司土地费纠纷一案， 三、2011年以后的土地拆迁补偿状况1、适用法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因为存在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情况，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公布并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随即被废止。专业政府及协会法律2、拆迁补偿工作处理流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市、县级人民政府有权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成补偿协议，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前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土地出让采取净地出让的方式，由市、县级政府在土地出让前，先行与被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并支付相应补偿。开发商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后，不需要再进行拆迁补偿。政府及协会法律顾问 3、新旧法差别首先，拆迁的法律主体不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了政府是征收人，房屋产权人是被征收人，政府与房屋产权人达成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金；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拆迁许可证制度，由政府作为第三方颁发拆迁许可证，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是拆迁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两个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政府负责裁决。其次，拆迁的目的不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只有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老百姓的房屋，征收属于政府行政行为。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只要是城市规划的需要，政府颁发拆迁许可证后就可以进行拆迁。再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政府行政强制拆迁的权利。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政府才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